7月社会融资规模创21个月新低 下半年放缓格局已定

然而，我们看到，卢梭的‘主权即公意的思想来自他对个人意志自由的彻底发挥（即不仅在法律内有自由，而且相对于法律本身有自由）。

本文将在此处探讨德日两国修宪限制理论是如何适用于两国宪法的修宪实践的。交战和交战状态原为国际法的法律术语，自国际法之父格劳修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讨论战争的合法性之后，实证国际法一直致力于以法律手段限制和规制战争。

第五，宪法变迁（Verfassungswandel）。[4] 施密特进一步区分了宪法废止、宪法废弃、宪法中止和宪法破坏等不同的概念，宪法修改意味着他说所的宪法律（Verfassungsgesetz）的废止、修正和增减，但是作为决断意义上或者实证法意义上的宪法（Verfassung）仍然具有正当性和体系性。修改修宪条款的后果便极有可能废除宪法中那些原本不可变更和不受伤害的核心。（二）以日本宪法第9条为例 日本宪法专章规定了放弃战争的原则，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9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其三，日本宪法前言的意图。

[16] 芦部信喜教授及其弟子高桥和之（Kazhiyouki Takahahi）在后来的宪法学说发展上继续否认和反驳了这样一种观点：经过实定法上的修正程序任何宪法规范都可以被无限制地修改。宫泽俊义的宪法学说最为核心的观点就是：通过八月革命，日本宪法由神权主义向国民主权主义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这样，就在审议院与立法院之间构成了一种新型合作制衡关系。

更加理想化的党部竞争制则试图进一步在唯一的公意政党执政背景下探索更加组织化的二元竞选组阁的可行性。首先，多数中右翼和至少半数中间派群体都会支持或同情社宪派，甚至在保守派里也能获得部分回应，所以在执政党控制局面的常态宽松条件下，社宪派理论所能获得的整体支持度能够至少稳定地达到40%—50%以上，成为稳健改革的主体支持力量。所以，如果所有有代表性的利益集团（政团）都能被组织进入审议院，并获得相称的议席，那么在公意表达机关和公意政党组织的公共立场之积极影响下，经过利益协调过程，审议院也可以形成公意。但是the governing body 并非citizen整体，亚里士多德并不赞同使民主的公民权概念逾越公民大会和人民法庭的边界，扩张到对office（政府，公职官员）的直接控制上。

恩格斯在1887年6月曾对社会主义制度给出了一个权威解释，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真正的分歧在于，我认为张明澍关于右派只占8%的数据不准确（如果他所说的右派仅仅指全盘西化派，那么与我所说的西化宪政派不超过10%的判断基本吻合，但更多存在的是作为温和自由派的中右翼），这可能和其概念界定、问卷设计、调研方法中的偏差有关系。

立法（院）功能区域中的党员主要指具有立法院议员身份的党员，他们应组成公意政党组织的党团，努力使公意政党组织的公共意志转化为国家的公共意志，保持立法院的公意取向。公意是被宣布为更充分更全面地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与要求的。宪政社会主义认为：审议院将依法行使广泛的参政议政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审议权等，但主要发挥参政议政、质询监督、政治协商等功能，旨在充分表达各利益团（群）体人民的意愿，并在意愿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广泛进行政治协商，督促解决问题，同时促进全社会的合作团结与和谐发展。萧高彦认为：共和主义是西方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典范，当然我们从一个大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一个混合的宪政体制。

行政（公务员）功能区域中的党组织也即行政机关系统党部，和司法系统党部一样相对于党的中央机关必须保持必要限度的自治，以避免公意政党组织中央机关的一元化领导以及对行政人事工作的不必要干扰。当这一社会主义目标基本实现的时候，我们就能欣慰地说——，借助宪政的保障和规制，社会主义运动终于获得了新生，社会主义事业终于获得了振兴。当前，执政党所面临的挑战日趋严峻，信仰价值系统缺乏内在的感召力，权力主导的维稳体制恶性循环、难以为继，法治建设步履艰难，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推进遇到障碍而停留在中央文件上，经济衰退的压力日益增大，腐败势力盘根错节，缺乏制度性制约，官民矛盾突出，缺乏朝野共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破坏。政治立场、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政治倾向、政治情绪并非同一概念。

…… 那么，卢梭提出的独特问题有哪些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 1.公意是否存在？公意从何而来？谁能代表公意？公意的真实性如何判断？ 2.多数人能否以公意名义强制少数人服从自由？对这种强制力如何限制？ 3.人民主权能否实现？何以实现？ 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富有说服力的解决，那么存在致命缺陷的摇摇欲坠的卢梭式民主理论大厦就难免要崩溃瓦解。卢梭说：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

在作为众意的国家中，是投票者的数目来决定共同意志，在作为公意的国家中则是寻求共同利益来团结人民。在社会主义宪政体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公意型政党发挥公意性整合维护功能，并享有实现这一功能所必须具有的执政权与领导权。

不善于倾听批评意见、汲取合理思想、反思历史教训、直面实践真相的思想理论，注定没有未来。[5] 萧高彦：《亚里士多德与西方古典共和思想之形成》，载于张桂琳、庞金友主编的《西方古代中世纪政治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30页。这个结论，对于认真的卢梭著作的读者来说，本来并不难得出。丢弃宪政高地就是失去社会主义的未来 反宪派（也即全盘反宪政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反对西化宪政派（更准确地应称之为自由主义宪政派）仅是其借口，虚晃一枪地主要目的或许就在于想致社会主义宪政派以死地、致改革派于困境，所以，他们才编造出社宪派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与西化宪政派没有实质区别的弥天谎言，宣布主张宪政就是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甚至公开散布社会主义宪政派更危险、更具有迷惑性的攻击性言论，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需要指出的是，宪政社会主义的议政院制度理论，与法团主义思想有一定渊源。作为中左翼的社宪派（占10%多一点）虽然基本盘较小，但团结影响面相对最大。

在这个居于社会主流地位的认同或服从执政党权威的绝大多数群体里，就目前政治态势及其思想倾向而言，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认同社会主义制度、支持社会主义改革的中左翼人士大约占到10%多一点（在理解的条件下对社宪派观点认同度很高），信仰模糊或有宗教信仰以及不关心主义问题只关心具体利益的中间派群体大约占到40%（其中一半人认为社宪派观点更具建设性和现实可行性，一半人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很悲观，甚至不抱希望，认为总有一天会走前苏联演变的老路），认同自由主义理念并主张更多借鉴西方经验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自由社会转型的中右翼（温和自由派）人士大约占到15%（其中多数认为可以把社会主义宪政作为走向现代自由社会的过渡阶段，他们大多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而社会主义宪政也只能最终呈现为自由主义政治。这种理论模型与两党制不同的是，两个相互竞争的党部具有同一种公共信仰，对于国家建设的大方向拥有着基本共识，并属于同一个执政党，受同一个执政党独立的纪检机关的党纪约束，这正是它们进行和谐竞争与和谐合作之基础。

也就是说，宪政社会主义的精髓不是党主宪政，而是人民民主宪政。马克思把众意称之为共同利益，把公意称之为虚幻的共同利益或者虚幻的‘普遍利益[15]。

在这种宪政制度下，从党组织中分裂出去就意味着从此与公意型公职无缘。但是，《求是》杂志在10月16日发表了署名秋石的文章，其中指出：与一些认同‘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有利于强化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的学者不同，有些人主张的‘宪政民主有着确切的政治内涵和指向，就是西方那一套制度模式。

反宪派只能不断地夸大渲染敌情，处心积虑地散布宪政高地几乎全被西化宪政派渗透甚至社宪派也几乎都是西化宪政派奸细的假情报和谣言，以欺骗指挥官们下达炮轰的命令。然而，我们看到，卢梭的‘主权即公意的思想来自他对个人意志自由的彻底发挥（即不仅在法律内有自由，而且相对于法律本身有自由）。宪政社会主义的宪政观的学术渊源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仅仅来自于现代宪政主义时期的自由主义宪政思想，而是在汲取现代宪政主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着力发掘和复兴了古典宪政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当代意义。宪政社会主义认为应当对包括卢梭在内的所有思想家都必须保持理性的批判精神，但不同意对扭曲再作任何反方向的扭曲，将作为现代民主制精神之父的卢梭妖魔化。

在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政治公共领域中，公民就有关公共利益和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规则进行讨论，在公共讨论中，人们既不束缚于传统习俗与惯例，又不屈服于现实的强权压力，而是通过自由辩论和理性反思来获得新的公共理性，达成新的公共规范。这五种制约机制缺一不可，从而形成一种宪政框架内复合式制约机制之间的互动制衡关系。

而长期致力于把宪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宪政社会主义学理研究，为开创原创性、本土性的中国学术、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可能和新的课题[28]。刘仰意识到某些人在批驳普世价值、民主、宪政这类概念时用力过度，他认为：他们是假民主，并不代表我们不要民主。

汪亭友更是直白地指出：不少人正是从‘限权这个角度解释宪政的。要试图很好地回答这三个问题并不容易，但这三个问题又是我们所必须面对而无可逃避的时代课题。

同理，公意政治与众意政治在混合宪政中构成了共和国的两个侧面，它们具有各自充分的存在合理性根据。没有多元的利益团体，只有公意组织所宣示的共同利益。[3] 刘仰：《宪政派到底要改变中国什么？》，红色文化网：http：//hswh.org.cn/wzzx/llyd/zz/2013-06-01/21095.html，2013年10月21日下载。见高放：《社会主义宪政三题》，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

在压力型体制下的社会政治场域中，自由主义右翼的力量既没有被充分组织起来，也没有被充分表达出来，这正是自由主义思潮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所以，众意是具体的，它可以表现为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经由多数票决制来形成。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0页。于是，在citizen整体和统治团体（the governing body）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

另一方面，尽管根本信仰一致、大方向一致，但对于任期内如何具体建设国家、推行什么公共政策更有利于人民福祉等这一类问题，以及各党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公廉度、信用度、美誉度毕竟会有不同，而这些不同也正是决定人民最终把选票投向哪里的内在依据。[9][以]J.F.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第51页。